独立辩护，是不是律师自己说了算？

刑事法庭上，有时会出现一个颇为尴尬的场面。被告人站起来说：“我没有犯罪。”轮到辩护律师发言，却说：“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，请求从轻处罚。”也有相反的情况。被告人已经认罪，希望通过认罪认罚争取较轻处理，律师却坚持认为案件证据不足，继续作无罪辩护。

律师和当事人，两个声音。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。

法庭听完以后，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合理怀疑，而是另一个疑问：辩方自己到底是什么意见？

面对这种情况，有律师会说，刑事辩护不同于民事代理，辩护律师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，不受当事人意志左右。即使当事人认罪，律师仍然可以作无罪辩护；即使当事人不认罪，律师也可以基于专业判断作罪轻辩护。

这句话并非毫无根据。

但问题是，如果把“独立辩护”理解成律师可以不顾当事人的意愿，自行决定辩护方向，那么律师的独立，很可能变成另一种越俎代庖。

独立辩护究竟独立于谁？律师和当事人意见不一致时，谁来决定辩护方向？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。每一次会见，每一份辩护词，每一个认罪认罚案件，都可能遇到。

一、独立辩护，不是律师自己为自己辩护

讨论独立辩护，要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：辩护是为了谁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，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，提出被追诉人无罪、罪轻或者减轻、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，维护其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三十一条采用了基本相同的表述。

这两条规定把辩护人的工作对象说得很清楚：维护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。

全国律协2017年修订的《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》第五条，一方面规定律师应当依法独立履行辩护职责，另一方面又要求律师尊重当事人意见，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开展工作，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他的辩护意见。

这两方面并不矛盾。

独立，解决的是律师能不能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专业判断；尊重当事人，解决的是这种专业判断最终为谁服务。

如果只讲尊重，不讲独立，律师可能沦为当事人的传声筒。家属要求发公开信，就发公开信；当事人要求提出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，就照着说；明知某种做法违法，仍然以“忠于委托人”为理由去做。这不是忠诚，是放弃职责。

如果只讲独立，不讲尊重，律师又可能变成案件中的第二个裁判者。他替当事人承认事实，替当事人选择认罪，甚至为了坚持自己的法律理想，把当事人真正关心的利益放到一边。

这也不是辩护。独立辩护首先意味着，律师应当独立于案件之外的干扰。

不能因为办案机关不喜欢无罪辩护，就改变观点；不能因为家属支付了律师费，就把家属的要求当成当事人的决定；不能因为舆论已经形成结论，就放弃对证据的独立审查。

律师还应当独立于自己的名声、情绪和市场利益。有些案件容易受到关注。律师是选择一条对当事人最有利、但不容易被人看见的路，还是选择一条能够展示自己、却可能增加当事人风险的路？这同样在检验律师的独立。

律师真正需要摆脱的，是公权力的不当干预、家属的情绪、舆论的压力，也包括律师自己的表现欲。但律师不能独立于当事人的合法利益。

二、当事人决定目的地，律师负责判断路线

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，很像两个人一起走一段陌生而艰难的路。

当事人决定目的地，律师负责判断路线。

是否承认指控的基本事实，是否选择认罪认罚，是否接受某个量刑建议，是否愿意公开个人和家庭信息，这些决定会直接改变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和未来生活。后果由当事人承担，律师不能轻易代替他作出选择。

但怎样审查证据，怎样安排发问顺序，哪一个程序问题应当提出，哪一项矛盾值得在法庭上重点展开，属于专业判断。律师接受委托，并不是为了被动复述当事人的说法，而是要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，寻找一条更有可能实现辩护目标的路径。

这里可以作一个大致区分。

事实问题，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。

当事人明确否认收受某笔款项，律师却在法庭上直接承认收款，只主张款项数额较小或者请求从轻，实际上已经替当事人承认了一个对其不利的事实。这种辩护即使出于善意，也可能直接瓦解当事人的自行辩护。

法律评价和诉讼技术，则应当更多尊重律师的专业判断。

当事人承认收到款项，并不意味着律师必须承认构成受贿。款项究竟是借款、赠与还是权钱交易；请托事项是否存在；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能否建立对应关系；现有证据是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，仍然需要律师独立判断。

当事人承认的是他所经历的事实。这个事实在法律上意味着什么，是另一件事。

这也说明，所谓律师与当事人意见冲突，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冲突。只是双方谈论的不是同一个层面。

当事人说“我认罪”，可能只是承认自己收了钱；律师说“不构成犯罪”，可能是在讨论这笔钱是否具有权钱交易性质。

把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分开，很多看似尖锐的分歧，就有了继续沟通的空间。

三、当事人坚持不认罪，律师怎么办

实践中最棘手的情况，是当事人坚决不认罪，而律师阅卷后认为证据对他非常不利，希望转向罪轻辩护。

这个时候，律师不能因为自己“看过卷”，就直接替当事人认罪。

案卷中的证据对当事人不利，只能说明辩护风险很高，不能当然说明指控已经成立。何况，律师对证据的判断也可能有局限。某份证言为什么不真实，某笔资金是什么性质，某段供述是怎样形成的，当事人可能掌握着案卷没有记录的信息。

律师应该做的，不是马上纠正当事人，而是继续往下问。你为什么否认？哪一部分事实不真实？供述为什么发生变化？证人为什么会这样说？有没有客观材料可以验证你的说法？

这些问题问完以后，律师才能判断，当事人的否认是有事实基础，还是在证据面前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侥幸。

如果律师认为无罪辩护风险很高，就应当把风险说清楚。哪些证据对他不利，控方可能怎样论证，无罪辩护一旦不被采纳，会不会影响认罪认罚或者量刑评价，都要讲明白。

但解释风险，不等于替当事人作决定。

当事人在充分了解证据和后果以后，仍然坚持自己没有实施犯罪，律师原则上不能违背他的意愿，在法庭上主动承认指控事实。律师可以围绕证据能力、证明力和证明标准进行辩护，也可以重新评估委托关系是否能够继续，但不能以“独立辩护”为名，站到当事人的对面。

四、当事人认罪，律师还能不能作无罪辩护

另一个问题更复杂。

当事人已经认罪，律师审查后却发现，案件可能存在法律上的无罪空间，或者关键事实只有孤证，尚未达到定罪标准。律师还能不能坚持无罪辩护？

不能一概而论。

如果当事人只是承认客观行为，却误以为只要做过这件事就一定构成犯罪，律师当然可以从犯罪构成和法律适用角度提出无罪意见。

被告人承认事实，不等于他有能力准确判断法律。

如果当事人的认罪可能并非自愿，或者认罪内容与客观证据明显矛盾，律师也不能因为当事人说了一句“我认罪”，就停止审查。认罪供述本身也是证据，同样要接受真实性、自愿性以及能否与其他证据印证的检验。

但如果当事人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，明确选择认罪认罚，希望以此换取确定、较轻的处理，律师就不能只看到抽象的无罪可能，而不考虑这种辩护会不会破坏当事人的整体选择。

一个形式上“有利”的观点，未必在具体案件中真正有利。

无罪辩护如果缺少现实基础，可能使当事人失去认罪认罚带来的利益；律师坚持表达自己的法律判断，却让当事人承担全部后果，这种独立值得警惕。

妥当的做法仍然是沟通。

把无罪空间讲清楚，把继续认罪的利弊讲清楚，也把两种方案可能出现的结果讲清楚。最终形成一致意见后，再决定辩护方向。

独立辩护不是律师突然在法庭上给当事人一个“惊喜”。

五、有一种要求，律师必须拒绝

尊重当事人的意见，并不意味着律师对当事人言听计从。

当事人要求律师隐瞒、毁灭或者伪造证据，要求帮助串供，要求教证人怎样作证，律师不仅可以拒绝，而且必须拒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四条已经为这类行为划出了明确边界。

当事人要求律师在庭外发布没有证据支持的信息，公开他人隐私，或者通过攻击办案人员、证人和被害人制造舆论压力，律师也不能因为家属强烈要求就照做。

律师的忠诚义务，只及于当事人的合法利益。

超出法律边界的要求，不属于辩护目标，也不是律师应当帮助实现的“当事人意愿”。

律师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作出最有利的解释，可以质疑控方证据，可以提出不同于主流观点的法律意见，但不能编造事实，不能误导法庭，更不能为了达到有利结果而不择手段。

独立辩护在这里表现得最清楚：律师不迎合违法要求，也不因为拒绝违法要求，就放弃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。

六、真正的独立，是让辩方形成合力

律师与当事人发生分歧，并不可怕。

刑事案件关系到自由和尊严。当事人身在其中，容易受到恐惧、愤怒和侥幸心理影响；律师掌握案卷和法律，却未必完全理解当事人所经历的事实。双方看见的内容不同，出现分歧很正常。

真正危险的，是没有沟通。

律师在会见中不把证据情况说清楚，到了法庭上突然改变方向；当事人对辩护方案毫不知情，只能当庭否定律师意见。这样的辩护，无论律师的法律分析多么精彩，都很难说是有效的。

有效沟通至少应当做到三件事。

把事实一笔一笔核对，把证据一份一份解释，把不同方案的后果一项一项讲清楚。

重要分歧应当留下必要的工作记录。不是为了将来证明律师没有责任，而是为了确认双方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，当事人的决定建立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。

如果经过多次沟通，律师与当事人在根本辩护目标上仍然无法达成一致，就要认真判断委托关系能否继续。是否退出，应当结合诉讼阶段、案件性质和职业规范审慎处理，不能突然退庭，更不能用退出辩护逼迫当事人接受律师意见。

独立辩护不是一道用来划分律师和当事人的墙。

它真正要保护的，是律师不受外部力量支配，能够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专业判断；同时也要保证当事人不是辩护活动的旁观者，更不是律师表达个人观点的工具。

律师不是当事人的麦克风。也不是站在当事人之上的第二法官。

他所做的，是把案卷里的证据、法律上的风险和可以选择的道路摆在当事人面前。然后，两个人尽可能形成一个声音，走进法庭。

当事人决定去哪里。律师要做的，是不受干扰地找到那条合法、专业，也真正对当事人有利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