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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辩护实务、辩护理念与随笔。
收了一笔USDT，就成了"开设赌场"？
涉虚拟货币的赌博类案件，几乎不会以"一个罪名、一个被告人"的单纯形态出现，侦查机关往往把产业链上的人一并带走。辩护的第一步，永远是把当事人从"一锅端"的叙事里择出来——从行为定性、角色定位、主观明知、数额、证据到财产处置，六个最容易做出实效的切入点。
同样是卖U收的钱，他判了一年，隔壁案子判了四年半？
同样是卖U、同样收到了诈骗资金，一个以帮信罪判一年，另一个以掩隐罪判四年半。干的是同一件事，凭什么差三年多？"收人民币、出USDT"这个动作，在帮信、掩隐、洗钱之间，界线到底在哪里？
移送起诉之后，调查机关还能不能继续取证？——从一起受贿案的三个时间点说起
案件早已起诉，庭都开过几轮了，卷宗里又"长"出新的笔录。辩护人提出异议，公诉人往往一句话挡回来：调查机关补充证据，符合法律规定。真的符合吗？符合的是哪一条？调查权在移送起诉时终结，此后每一次取证都必须有法定路径、启动主体和书面载体。
被诈骗的钱，一审法院为什么会判决没收？
一笔虚拟货币交易被设局骗走80多万，八名骗子获刑，但一审判决把追回的赃款"没收上缴国库"，不还被害人。同样是被骗，买房被骗的能拿回退赔，买币被骗的钱归国家——二审为什么改判"退赔被害人"？
业务经理安排家人开公司"截胡"自家客户，构成什么罪？
一笔生意，三家公司，货还是那批货，客户还是那个客户，唯一的变化是中间多了一个由家人挂名的"乙公司"。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二）》把背信犯罪的大门向民营企业打开之后，职务侵占罪、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界分，成了民企内部反腐最棘手的定性难题。
帮人"换U"也可能坐牢？虚拟货币涉嫌洗钱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诈骗的认定要点
"我只是低价收了点USDT，转手赚个差价，怎么就成刑事案件了？"低价收币、帮人跑分走账、做场外OTC收了来路不明的币——这几类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被认定为洗钱、掩隐乃至诈骗共犯的？
同样是倒腾U币，为什么一个可能无罪，一个铁定有罪？
两人干的是同一类事：都以U币为跳板，在人民币和美元之间来回穿梭，都赚得盆满钵满。可结论很可能截然不同——一个构成非法经营罪几无悬念，另一个却大概率不构成。差别在哪？一套"三步判断法"，把罪与非罪的线画准。
虚拟货币犯罪的定性困境及处置流程
偷来的币、骗来的币，究竟算"数据"还是"财产"？值多少钱谁说了算？警察查扣之后又该怎么变现？一个偷币的案子，为什么会在盗窃罪与数据犯罪之间摇摆——这些正是当下虚拟货币犯罪司法实务中最纠结的地方。
职务犯罪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困境
一份只有单位印章、没有调查人员签名的"情况说明"，一段辩方看不到的同步录音录像，一个当庭宣布的"不属于非法证据"。从公诉人的四点回应说起，剖析职务犯罪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何常常转不动、常常失灵。
独立辩护，是不是律师自己说了算？
被告人说"我没有犯罪"，律师却说"认罪态度较好，请求从轻"。律师和当事人，两个声音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。独立辩护究竟独立于谁？律师和当事人意见不一致时，谁来决定辩护方向？
什么样的刑事辩护，才算有效辩护？
"您开庭说了那么多，为什么法院还是没有采纳？"判断辩护是否有效，究竟看律师做了什么，还是看案件最后得到了什么结果？只看结果，不公平；完全不看结果，也不诚实。
个人信息保护与企业经营的冲突：一个不起诉案例的启示
为合法经营目的获取、流转信息的案件，往往处在"违法"与"合理"之间的灰色地带。结合一起装修公司副总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不起诉案件，从"自用与他用混同""同行信息互换的定性""信息条数计算标准"三个核心争议切入，总结可借鉴的辩护路径。
做了这么多年律师，拉开差距的，不是聪明，而是本分
做律师，靠什么走得远？有人说靠口才，有人说靠人脉，有人说靠运气。但见过的律师越多，越会发现一个朴素的真相——真正走得稳、走得远的律师，赢在两个字：本分。
一个刑辩律师的死刑案件辩护手记
他被执行死刑时，还不到三十岁。死因鉴定与三甲医院的结论截然矛盾，尸体未经尸检就已火化。一个把死刑判得越谨慎、越克制的社会，才是真正尊重生命的社会。
亲人被公安带走后，该怎么请律师？
电话打不通，人找不到，过了大半天才得到消息：被公安带走了。别慌。这篇文章想告诉你两件事：人被带走后，先要弄清楚什么；以及最重要的——该请一位什么样的律师。
职务犯罪案件里常见的六种违法取证
贿赂类案件的定罪几乎全靠口供和证言，话怎么来的，比话本身更要紧。从"先关起来再慢慢谈"到"自己证明自己没有非法取证"，梳理辩护实务中反复出现的六种违法取证类型。
当法庭替公诉人举证：回避制度，到底在守护什么？
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，控方却未出示任何证据，合议庭自行查阅录像后认定"没有非法取证"。从一个真实的庭审场景出发，谈回避制度真正守护的东西：不是防实际的偏袒，而是防合理的怀疑。
逃自己的税，还是骗国家的钱——读懂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定罪边界
同样是和发票打交道，有人补税了事，有人却可能面临无期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罪，差别究竟在哪？买票的、卖票的、开「富余票」的，又各自构成什么罪？一文厘清这条决定企业生死的定罪边界。
钱进别人口袋，怎样才能算受贿？——说说"特定关系人"与受贿的边界
当官的收钱办事很好认定，可钱往往并不直接进当官者口袋——进了亲属账户、变成一套房、或打着「借款」流向第三人。钱没进自己口袋，到底还算不算受贿？用三个化名场景把边界摊开来讲。
政府早就同意的事，何须行贿？
「商人求官员办地」似乎顺理成章，但把政府历年公函摊开比对，却看到相反的事实：政府本就同意、或官员根本无权办、甚至是公司自己一次次推回方案。无必要、无可能，则行贿不能成立。
一套打折的房子，怎么就成了“受贿113万”？
官员办了事、身边人买了套打折房，听上去就是受贿。但把时间线与这套房子的来龙去脉展开，再回到法律本身：七年之隔的项目与购房之间，真有权钱对价吗？
真正的珠峰，在平庸的日常里
《巅峰之路》序言。2023 年我站上海拔 8848.86 米的地球之巅；它带给我最实在的东西，不是峰顶那几分钟的俯瞰，而是回到生活后多出来的一份从容。
关于刑辩律师职业伦理的问答
某法学生发来 12 个关于刑辩律师职业伦理的问题，我逐一作答。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我尝试给出的，只是一种值得思考的视角。
排非程序为何常常失灵？——从三种举证方式说起
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是辩护人的法定权利，但启动排非程序常常让人无能为力。本文从公诉机关证明取证合法性的三种常见套路说起，剖析排非程序为何常常失灵。
律师为什么要为"坏人"辩护？
「明知他杀了人，还要替他辩护」，是悬在每一个刑辩律师头上的道德之剑。这个问题背后，藏着一个社会能否真正走向法治的全部秘密。
刑事证据如何采信?——一起5000万受贿案里的证据难题
一起指控受贿 5000 多万元的职务犯罪案，把刑事证据采信的几乎所有典型难题都摆上了台面。从证明标准、同步录音录像，到书证与口供的冲突，逐一剖析证据该如何采信。
走私犯罪案件主从犯认定实务探析
走私犯罪链条长、环节多，主从犯的精准认定往往意味着数年甚至十几年的刑期差异。本文以多个典型案例为线索，系统梳理走私案件的主从犯认定问题。
被告人能否查阅自己的案卷？
被告人到底有没有权利亲眼看看那些指控他的证据？从一次被当庭驳回的请求说起，梳理「核实证据」的灰色地带、域外经验，以及刑诉法的修法方向。
职务犯罪案件辩护的几道难关
做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律师，最难的不是不懂法，而是法律规则与具体实践之间的距离。这里梳理实务中反复遇到的几道难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