职务犯罪案件里常见的六种违法取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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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律师，拿到卷宗后最先看的，往往不是被告人说了什么，而是这些话是怎么说出来的。
原因不复杂。贿赂类案件里，物证书证通常只能证明钱动过：谁转给谁，哪天，多少。至于这笔钱是送的还是借的，收钱的人知不知情，有没有答应办事——这些定罪的关键，几乎全靠口供和证言。话怎么来的，比话本身更要紧。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二条写得很直白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、引诱、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。第五十五条还有一句老话：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。
规则很清楚。但在具体案件里，取证走样的方式，往往比人们想象的隐蔽。下面这六种，是辩护实务中反复出现的类型。
一、先关起来，再慢慢谈
有一种时间结构，见得多了就会警觉：一个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很长时间，卷里却没有一份像样的笔录；临近解除措施的前几天，突然连续几天密集地指证他人；笔录做完，人很快就放了。
进去很久不说，快出来时突然说了，说完就出来了。每一步单看都正常，连起来看就是一个问题：他到底是想起来了，还是想出去了？
对一个失去自由的人，自由是最重的筹码。如果办案人员明示或者暗示"配合就能回家"，这不是思想工作，是拿证人自己的合法权益去换证言。以这种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，按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六条和最高法院《刑诉法解释》第一百二十五条，属于应当排除的范围。
辩护律师核这类证据，就核三个时间点：什么时候进去的，什么时候开始指证的，什么时候放出来的。三个时间点摆在一起，很多话不用多说。
二、拿家里人说事
比直接施压更常见的，是绕着弯施压：反复提被调查人的配偶、子女，暗示他们的处境和"你的态度"有关，甚至出示家属被控制的照片、视频。
有人觉得这算不上刑讯逼供，顶多是"攻心"。《刑诉法解释》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二项写得很具体：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相威胁的方法，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，应当予以排除。
法条专门写进了"近亲属"三个字。立法者很清楚，对一个中年人来说，自己吃苦未必开口，家人出事才是真正的软肋。拿家属做筹码，正是这一条要禁止的。
三、换个案由，先把人控制住
还有一种做法更绕：想让某个人作证，但没有对他采取措施的依据，于是以另一个罪名给他立案——行贿也好，掩饰隐瞒也好——先把强制措施用上。人控制住之后，问的却基本不是他自己那个案子，而是别人的事。
判断这种情况有一个简单的办法：把立案的罪名和笔录的内容放在一起对。如果立案说他涉嫌A罪，几十页笔录问的全是B案，而A罪本身既没有基础证据，事后也不了了之，那这个强制措施是干什么用的，不难看出来。
立案没有事实基础，随后的强制措施就失去了合法支点。在这种状态下取得的证言，可能落入《刑诉法解释》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三项所指的"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"收集的言词证据，同样应当排除。
四、该录的不录，录了的不给看
同步录音录像不是形式主义。笔录可以整理、可以归纳、可以"润色"，录像不行。一份笔录到底是问出来的，还是念给人签的，看录像一目了然。所以录像在不在、给不给看，本身就是一个信号。
实务中常见两种情形。一种是应录未录：法律和有关办案规定要求讯问等重要取证工作全程同步录音录像，但恰恰是最关键的那几份笔录，没有录像。另一种是录而不提供：录像标注是有的，但以各种理由不向法庭完整出示，甚至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，不让辩护人查阅核实。
后一种和前一种，法律效果差不多。录像本来就是给法院、检察机关、辩护人共同检验取证合法性用的，锁在办案机关自己柜子里的录像，等于没有。
《排除非法证据规程》第二十七条：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案件没有提供录音录像，或者录音录像存在选择性录制、剪接、删改等情形，综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，供述应当予以排除。中央政法机关《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》第8条说得更干脆：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，应当排除。
五、马拉松式的问话，和不像本人说的笔录
有些细节单看很小，放在一起很说明问题。
七十多岁的老人，连续接受询问八九个小时，中途不休息，也没有录像。几个小时问下来，笔录只有薄薄几页；另一些笔录反过来，短短时间形成的内容却密密实实、结构完整。小学文化的证人，笔录里满是"谋利事项""对价关系"这类法言法语，句式规整得像办案文书。更扎眼的，是不同人的笔录之间高度相似，连错处都错得一样。
这些现象指向同一个疑问：这些话，是证人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替他"组织"好、让他签字确认的？
一致，不等于印证。真正的印证，是各自独立的陈述在关键事实上碰到了一起。如果几份笔录出自同一个模板，那不叫互相印证，叫来源同一。用同一来源的几份材料互相"证明"，等于一份材料自己证明自己。
六、出了问题，自己证明自己没有非法取证
最后一种，出现在辩护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之后。
正常的路径是：出示完整的同步录音录像，通知当年的办案人员出庭，把取证过程摆在法庭上接受检验。但有些案件走的是另一条路：录像不出示，人员不出庭，改由同一个办案系统的人再去找原来的证人，逐个问一遍"当年找你做笔录时，有没有人威胁你、引诱你"，然后拿回一沓"没有""都是自愿的"证人证言。
这种材料的问题是天生的。证人还在这个系统的现实影响之下，有的人自己的事还没有彻底了结。让他当着同一个系统的办案人员的面，说这个系统当年违法——这不是取证，这是出题。
法律对怎么消除非法取证的影响，其实有明确安排。《刑诉法解释》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，刑讯逼供之后的重复性供述原则上一并排除，例外情形的前提，是更换办案人员之后的自愿供述。换句话说，法律认可的补救，第一步就是换人。原班人马回访一圈取回来的"自愿"，在法律上补救不了任何东西。《排除非法证据规程》第二十五条还有一句：经法院通知，办案人员不出庭说明情况，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，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。回避出庭、改做内部回访，规避的恰恰是这一道检验。
结语
有人觉得，程序问题是律师的技术活，查办的反正是"有问题的人"，较这个真没有意义。
这个想法经不起推敲。证据规则规范的不是查办腐败，而是错误的查办。一份靠家属施压换来的口供，一份用自由交换来的证言，除了能凑成一个案子，什么也证明不了——它既可能冤枉无辜的人，也可能让真正的问题被草草掩过。程序上省下的力气，最后都要用公信力来还。
上面写到的每一条规则——都不是律师的发明，是百年来人类教训换来的经验（成文法）总结。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追问"这份证据是怎么来的"，追问的其实是同一件事：判决凭什么让人信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