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拟货币犯罪的定性困境及处置流程

2021年5月，深圳。三个人向詹先生买USDT（泰达币），交易时借口"验证钱包真伪"，偷偷记下了他数字钱包的助记词。几天后，他们怂恿詹先生再买一笔价值300万元的币，等币一到账，直接登录他的钱包，把46万多枚USDT席卷一空。这个案子最后以盗窃罪判了，主犯十年。但如果换一个法院、换一个法官，结果可能完全不同——被告人在二审时就辩称，这应该定"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"，那个罪最高只判七年。一个偷币的案子，为什么会在两个罪名之间摇摆？偷来的币、骗来的币，警察查扣之后又该怎么办？这两个问题，正是当下虚拟货币犯罪司法实务中最纠结的地方。

一、偷的是"数据"还是"财产"？

先看三个真实判例。李楠案：被告人多次把被害人账户里的比特币转到自己账户，销赃变现。法院认为比特币是一种有现金价值的特殊互联网商品，属于他人合法财产，定盗窃罪。冯国仕案：被告人窃取被害人电脑里的私钥，把钱包中的阿希币分批转走变卖。法院认为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，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。吴某案：交易平台员工利用平台漏洞"假充值、真提现"，套走泰达币、比特币、以太坊。法院定的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判一年六个月。三个案子，行为本质都是非法拿走别人的币，罪名却各不相同。

根子在于一个基础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答案：虚拟货币在法律上到底算什么？一派观点认为它只是一串电子数据。虚拟货币不是国家发行的，没有法偿性，价格全靠市场炒作，监管部门三令五申禁止交易，凭什么算"财物"？动了它，顶多算破坏了数据安全。另一派观点认为它就是财产。你可以用私钥独占地控制它，可以转让它，市场上真金白银地为它定价——可支配、可转移、有价值，财产的三个基本特征它一个不缺。民法典第127条也明确把"网络虚拟财产"纳入法律保护。更关键的是，国家的监管文件否定的是虚拟货币的"货币地位"，禁止的是把它当钱花、当生意做，但从来没有说过它不是财产。把"不许当货币"偷换成"不算财产"，逻辑上说不通。

别小看这场"名分之争"，它直接决定了刑期的天壤之别。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可以判到无期徒刑；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，法定最高刑只有七年。曾有一个案子，田某偷记他人钱包密码，先后窃取十几个以太坊变现四万多元，按盗窃罪本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，法院却按数据犯罪处理，量刑明显偏轻。同样的行为，因为对"币是什么"的理解不同，命运截然两样——这就是所谓"同案不同判"。

好在这几年，实务的天平已经明显倾斜。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入库参考案例明确写道："虚拟货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属性，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。"2025年6月，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官方渠道转载文章，在权威层面确认了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。学界主流也逐渐形成一个务实的"分层"思路：比特币、以太币、泰达币这类主流加密货币，财产属性明显强于数据属性，普通人一看就知道它值钱，非法获取的按盗窃、诈骗、抢劫等财产犯罪处理；而游戏币、游戏装备，以及那些靠拉人头炒作、可以无限增发的"空气币"，数据属性更强，按数据犯罪处理更妥当。

二、值多少钱，谁说了算？

定了罪名，第二个难题接踵而至：犯罪数额怎么算？传统盗窃案，偷了一部手机，找价格认证机构估个价就行。但虚拟货币在境内没有合法交易市场，监管政策又明令禁止为它定价，价格还一天一个样——今天值三百万，判决时可能只剩一百万，也可能涨到六百万。

实践中摸索出了好几种算法：按被害人当初买币花的钱算（成本价）、按被告人销赃卖了多少钱算（销赃价）、参考境外主流交易平台的行情算（市场价），还有委托专业机构鉴定、由双方协商认可等办法。各有各的道理，也各有各的毛病：成本价需要被害人留有完整的购买凭证；销赃价只适用于已经变现的案子，还可能被人为压低；境外平台报价用作证据，本身就和国内监管政策别扭。

前面深圳那个案子给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答案：被害人是花310万余元买的这批USDT，法院就按310万余元认定盗窃数额。这样算，既如实反映了被害人的损失，又避免了法院亲自给虚拟货币"定行情价"、变相承认其流通价值的尴尬。这种"以被害人取得时支付的实际对价认定"的思路，正在成为侵财类案件的主流做法。

三、查扣的币，怎么处置？

如果说定性和定价是"纸面上的难"，那处置就是"手上的难"。

先要理解一个大背景。从2013年央行等五部委发文防范比特币风险，到2017年叫停代币发行融资，再到2021年著名的"9·24通知"把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一律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，直至2026年2月八部委再次发文重申禁令——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态度就是两个字：禁止。境内没有任何合法的虚拟货币交易渠道。但案子办下来，问题就来了：查扣的币总得变成钱，才能发还被害人、才能上缴国库。尤其是传销、诈骗这类涉众案件，成千上万被害人等着退赔，币在钱包里躺着，一分钱也变不出来。办案机关自己去卖币？那不成了监管政策禁止的"非法金融活动"？这就是处置环节最核心的悖论：必须变现，又不能交易。

围绕这个悖论，实践中逐渐跑通了一套流程，大体分六步。

第一步是追踪。利用区块链链上分析技术，顺着交易记录追查资金流向，穿透匿名地址，锁定嫌疑人控制的钱包。

第二步是扣押。这一步和扣押现金、汽车完全不同。虚拟货币的控制权全在私钥——谁掌握私钥，谁就掌握币。办案机关光把私钥抄下来是不够的，因为嫌疑人可能留有备份，随时能把币转走。所以规范的做法是：查明币种、数量、地址和密钥后，层报审批、签发扣押决定书，然后把币转入办案机关专门设立的钱包地址，登记造册，实现真正的排他性控制。这个环节讲究一个"快"字，慢一步，币可能就没了。

第三步是保管。专人专户、冷钱包存储、严格的交接手续，防的不只是外贼，还有内鬼——曾有一起传销案，价值近3亿元的涉案虚拟货币暂存于某科技公司，结果被该公司员工非法挪用。

第四步是价值认定，也就是前面说的定价问题，为后续变现和判决提供基准。

第五步是变现，这是整个流程中最敏感的一环。早期各地做法五花八门：有的办案机关自己到境外平台卖币，但境外交易所不接受我国执法机关注册认证，还涉及主权问题，基本走不通；有的让嫌疑人或其家属自己变现后把钱交上来，但这等于把币又还给了嫌疑人，转移、隐匿的风险太大；用得最多的是委托境内第三方科技公司拿到境外去卖，可这些公司资质参差不齐，收费普遍高达变现金额的10%到20%，定价不透明，资金来源和去向也难以监管，甚至有"趋利执法"的质疑声。目前公认比较规范的，是2025年前后北京、上海探索出的"境内委托、境外处置、闭环回流"模式。以北京为例：公安机关把涉案虚拟货币委托给北京产权交易所，由其选定专业机构完成检测、接收、移交，再通过香港合规持牌交易所公开变现，履行国家外汇管理审批手续后，资金结汇转入公安机关涉案款专用账户。上海宝山法院也用类似方式，成功处置了9万余枚FIL币，变现资金进入法院案款专属账户。整个链条由国家机关主导、全程可控，把变现环节放在了监管合规的境外持牌平台上，被认为是当前风险最小的路径。

第六步是判决后的分配。币还在、能返还的，原物发还被害人或依法没收上缴国库；已经变现的，用变现款退赔或罚没。像深圳那个案子，被告人案发后退还的部分USDT和现金，按双方协商认可的方式折抵了被害人损失，剩余91万余元责令继续退赔——既不让任何人因犯罪获利，也尽量把被害人的窟窿填上。

四、还差什么？处置需要程序保障

流程虽然跑通了，但坦率地说，目前的处置实践基本是各地"摸着石头过河"，缺一部全国统一的规则。学者们呼吁的方向也很清晰：由央行、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公布可以合作的境外持牌机构名录，让办案机关有章可循；统一第三方机构的准入资质和收费标准，把"暗箱"变成明账；建立价格认定的分层标准，减少同案不同判；更重要的是补上程序保障——处置前要不要经过审批和听证？嫌疑人"同意处置"是真自愿还是没得选？检察机关如何全程监督？这些问题，都需要立法给出答案。

虚拟货币是新事物，但它引出的问题一点也不新：法律如何给一种有价值的东西"上户口"，权力如何在规范的轨道上处置公民财产。定性之争会随着共识的形成慢慢平息，处置流程也会在试点中越走越规范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记住两点就够了——第一，币不是法外之物，偷币骗币照样是重罪；第二，炒币的风险自担，法律不为交易兜底，但你的财产权，法律管。